腾讯公司的微信客户和支付笔数，更是无人能及。
眼下，中国市场上作为委托人的机构类客户主要还是集中在银行或者保险，业务模式也主要是委外投资和产品认购。与此同时，具有公募牌照的资管机构优势明显。
中国财富网：银行理财是资管产品中资金体量最大的，是行业最为关心的重点。在资管新规的框架下，非标业务可以在产品期限高于资产到期期限、产品不具备刚性兑付属性的前提下开展。公募产品由于杠杆率和投资范围、投资集中度等受到限制，同私募产品比起来或许产品本身并不具备优势。总体而言，此次资管新规正式文件最终落地，给予了市场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当然还有一些细则还需要进一步确认。未来银行净值化的理财产品，在所面临的低风险客户群体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开发低风险的策略产品以取代刚性保本保收益的理财产品，有望成为银行资管业务发展的一大趋势。
中国财富网：正式文件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还有哪些较为重要的改动？这些改动体现出了什么样的政策导向？ 巴曙松：正式文件中有部分类型的资管产品得以适当被松绑，这充分考虑了各类资管产品的合理性和多样性。正式文件在鼓励市价法计价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适用于摊余成本法的产品类型和情形，更为符合市场的实际需要。但同时也有很多问题，例如现金贷、ICO等。
黄益平进一步指出，过去几年，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创立了很多产业引导基金，政府出一部分市场筹措一部分，大家合起共同支持地方新兴产业发展，这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但是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创新 。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也没有妨碍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和金融稳定，40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系统性危机。我国的金融行业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在结构上存在严重的不匹配问题。
传统金融机构正在大步赶上，过去是互联网企业引领时代潮流，今后两者将不断融合。现在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何时企稳，怎样才能企稳。
加强对广大投资者的教育。这两条因素结合在一起确保了中国经济增长40年持续下来。产业升级在加速，未来关键是在高成本基础上培养发展出一大批有竞争力的新经济，这个新经济既包括无人机、5G通讯、新材料等，也包括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总而言之要有技术要有附加值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帮助民营企业快速成长，另一方面支持国企发展。
中国经济今天面对的挑战不仅是周期性变化，或者趋势性变化，更主要的是结构性挑战，也就是所谓的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中国的金融抑制仍然严重，政府对金融体系运作的各种干预仍然很普遍。黄益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风险性三角的概念由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指杠杆率上升、经济效率下降和政策空间收缩同时发生。
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如生产、资金、能源、土地的成本，变相成为补贴投资者、出口商和生产者，对消费者征税。另一派认为，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大幅提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趋势性变化。
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预测正在变成现实。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可以采取经济扩张、资源增加的办法，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更多地则需要依靠产业升级来支撑。从2007年开始，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持续上涨，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中央将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当作三大攻坚战之一。产业升级也在加速，未来关键是在高成本基础上培养发展出一大批有竞争力的新经济，这个新经济既包括无人机、5G通讯、新材料等，也包括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例如农产品、家用电器、大型机械装备，总而言之要有技术要有附加值要有竞争力。技术创新需要有耐心的资本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本支持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就会遇到困难。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鼓励更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投资机制。未来数字金融行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做的北京大学金融科技情绪指数显示，公众对数字金融的态度上下起伏，非常动荡。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才能企稳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对此有各种争论。
虽然各家银行开办了很多科技支行，政府也号召把过去的债务变成股权，但是现在的金融格局并不利于支持下一轮产业升级。但完全依靠市场也有局限性。
黄益平认为，现代金融体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需要有耐心的资本。首先是所谓的风险性三角问题。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这两驾马车，背后是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东北、西北地区的资源型重工业。传统格局已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 黄益平认为，数字时代已经来临，数字技术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实在的冲击和效应，数字技术对金融行业的冲击不容小觑。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一方面，产品市场放开，如农产品、工业产品、服务业产品，由自由市场来决定价格。黄益平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对称的市场化是双轨制的必要条件。
总之，中国经济增长真正触底反弹的根本条件是产业升级换代、技术创新、效率提高。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过去那种赚快钱，获取暴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一方面我们要推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我们要面临越来越多的经济挑战。前段时间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跨境资本流动时发现，什么样的跨境资本最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支持经济增长？答案是有耐心的资本，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最有利，更有效果。
黄益平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从当初只有22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9000美元，我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经济发展水平能不能从中高收入过渡到高收入。黄益平表示，金融改革初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了庞大的资产规模。
第二，收入分配逐步改善。数字技术在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问题。风险性三角问题所有国家都会碰到，为什么在中国尤其突出？为什么现在看到的是成本全面上升？黄益平认为，一定意义上来说，成本上升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我国却与双轨制改革策略有关。监管框架正在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动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近日举行的2018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面临新旧经济博弈、中等收入陷阱等挑战，未来要实现触底企稳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关键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最大的挑战在于培育资本的耐心。此外，当前各地都有许多以烧钱为主的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固然重要，但是能否引领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很大的未知数。
今天的成本上升，结构调整是对干预要素市场的一种反向的变化，下一轮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补上要素市场发展这门课。怎样防范一些平台利用数据侵犯个人隐私和歧视客户，也没有好的监管办法。
最后，产业升级显著加速。我把这种改革称为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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